上条清定非常重视对领内的宣传工作，他深知一点，给治下的领民、麾下的武士和足轻讲为了上条家的安危而守住疆土，不太现实。若是讲打胜仗能过上好日子，这个倒是可行的，也能促成上条家更加强盛。
一言以蔽之，人人都想过上好日子。
不论是军爵制度还是府兵制，都是建立在不断对外扩张的基础上，一旦对外扩张受阻，就会出现不少弊端。
可如今的清定却并不打算顾忌将来的弊端，因为上条家不可能就一直占有刈羽郡大部和鱼沼郡一部就不再对外发展了。
眼下的上条家充其量只是个势力横跨刈羽郡、鱼沼郡两郡较大的国人领主罢了，还没有升级到战国大名。
在此战国之世，有兵有粮可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大事，没有这些哪怕你贵为五摄家或是清河源氏、恒武平氏，也没太大的用处。家格再高，手里没兵没粮还是在他人面前挺不直腰杆。
在这样的时代里，扎根于各地的实力者自然顺应时势，抢占各种资源来确保利益，并且开始出现能够纠合各个松散力量的权力者，利用各种手段将上至地方豪族、寺社，下至村落都纳入自己的影响下。
但要让这些势力、村落愿意服从，权力者必须同时成为一个有力的保护者，平衡、维护各方的利益，缓和矛盾及抵御外来入侵。同样，各方势力也需要一个有足够实力的权力者保护自己的权益。在这种互利互惠之上，各地开始孕育出新的割据势力，即所谓的“战国大名”。
战国大名虽然是顺应当时的社会情况，而出现的新型权力体，但他们没有正当名分，所以仍需利用传统的权威，也就是足利将军家（室町幕府）、皇室朝廷、寺院神社为自己正名。
因此，战国大名虽然慢慢地取代了从前的守护，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旧体制色彩。织田信长所出生的年代正处于战国大名陆续登场的时期。
得益于如今的上条家控制着上田银山、柏崎凑，以及领地与上野、信浓、陆奥会津郡接壤，即便清定在三分一之原之战后免除了白川庄、鹈川庄两地治下领民一年的年贡以及诸多杂役，还是能有相当可观的收入，甚至还能有余力去从邻近诸国中招募浪人、流民至常备军势中。
至于被上条家才夺取不久的上田庄以及波多岐庄一部、妻有庄一部，清定可不打算免除年贡、劳役以及诸多杂役。顶多将原先上田长尾家制定六公四民的年贡征收比例改成了五公五民，稍微减轻了上田庄领民的负担。
而后，清定便下令八条春纲、八条房繁、丸山昌明、斋木尚重、黑金景信等家臣分别在白川庄、鹈川庄、上田庄、上野国等地进行招募领内青壮、浪人至常备军势中。
其次，便是裁汰家中马廻众、足轻众中的老弱病残。
鉴于眼下的上条家整体实力并不强，以目前上条家所拥有的直领以及分封出去的琵琶岛城、犬伏城、桂城等地加起来不过一万一千五百一十贯的贯高，就算大肆征召军势也只能征召到一千九百余人。所以，清定不打算将裁汰的老弱病残遣回原籍。
如今，不仅是上条家在招兵买马，大井田家也是一样。
上条家即便裁汰下来的这些老弱病残，其作战经验远和战斗意志比新招募的青壮、浪人高出不止一星半点。毕竟，当此兵源匮乏之时，这些人马流向任何一方都是大涨他人的声势。
故而，清定就将裁汰下来的老弱病残分别派至白川庄、鹈川庄、上田庄去担任徒士（徒步武士）目付、火消、盗贼改上役、奉行人等役职。
一方面，这些老兵可以作为一支预备队或者编入小荷驮队；另一方面还能让上条家在上田庄的统治更加稳固。
天文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清定在琵琶岛城、上条城、坂户城三城城外下令放置制札（写有禁令、法规条款的木牌，通常立在路边或寺社边境，大约起源于平安时代末期，战国时代至江户时代最为常见），并向治下领民公布上条家的新政:禁止滥妨（掠夺）、狼藉（暴行）、取人（拐骗）、纵火、占据他人家宅；不得无故杀戮百姓，有罪者应由奉行所来进行裁决；不得强取百姓为人质；凡合战之时讨取敌方有名武士者，以讨取首级数目赐予役职、领地，所有人都能因功受封，包括参阵的农兵；武士获得一番乘（率先骑马冲入敌阵）、一番首（率先讨取首级）、一番枪（最先持枪冲入敌阵）等功绩仍有赏赐；取消影响农业生产的娱乐活动；农民应力耕致富，并多缴年贡者，可免除需参加的劳役或杂役；盗牛、盗马者发配至上田银山充当银堀众五年；武士之间禁止私斗，违者哪怕是同族、谱代家臣，也会处以改易的处分······
不仅如此，清定还将新招募到的常备军势与现有的足轻众进行混编，设置虎捷备、龙捷备，两备各辖三百人，以宇佐美定胜、八条房繁分别担任虎捷备、龙捷备军奉行。虎捷备的驻地暂时定为坂户城，负责坂户城的宿卫以及城下町的治安等；龙捷备的驻地暂时定为上条城，负责随时支援琵琶岛城、犬伏城两地。
与先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