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啊？说是跟家里人去南方，这小姑娘是新招的，从外地过来的。”
“下海好啊。”白康宏兀自念道。
“唉？你知道郭小八出来的事儿吗？”柳山亭说，“不是说那小子死在里面了吗？让人捅死的。”
“不是别人捅，是自杀，没死，又救活了，”白康宏眸光飘忽，落在层层书架上，像是在寻觅什么，“他现在在老杜那个修车厂当学徒呢。”
柳山亭以一种难明的神色打量他：“你说，他不会又干起老本行了吧？刨锛儿队……有个人说是后脑勺被刨了一半，没死了，醒来说那宰人的畜生脸上有道疤，不是郭发是谁？”
“那不能，人家老实做人了，没有证据的事儿，咱们不能瞎说。”白康宏笃定地说，提了提女儿的书包，是要走的样子。
小学生的喧闹如热锅沸腾，将齐玉露心里的尖叫掩盖，她窃喜，更想痛哭——郭发，真的是你吗？你终于回来了。
“我怎么看着你有点面熟？”白康宏忽然说，也打断了她喷薄的思绪。
齐玉露抬起头来，一怔，颊边忽地热起来，期期艾艾地说道：“认……认错人了。”这是生来的习惯，与陌生人对视着讲话，就会让她脸红。
柳山亭说：“她家里从省城搬来的，你咋能认识？”
“这样更像了，”白康宏恍惚地眯起眼睛，“行，柳叔，我们回去了！”
“柳爷爷再见！”
那一天，齐玉露扯了个谎，早早下班了，她拖着先天残疾的腿站在夕阳底下，不言，也无泪，她能听到自己剧烈的心跳声，如急促鼓点。这片灰色的天地，霎时间明快起来。她忽然觉得三十岁不算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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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玉露的家在城郊一栋廉价的烂尾楼，四层，左手边，面积仅有不到四十平米，上下班坐电车需要耗费两个小时。
她在小小的阳台上种满了矢车菊，夏末时节，靛蓝色的花朵有种梦幻色彩，衬得这老旧阴湿的所在并不那么荒芜。
“爸，我回来了。”空气中有淡淡的花香，这使她感到安心。
齐东野端着搪瓷茶缸迎出来，他轻轻地啜饮，茉莉花茶能够冲淡口腔里的金属味道：“咳咳，今天挺早啊，我还寻思一会儿去接你呢，外头这几天又闹刨根儿队了，我心慌，不放心你啊！”
“没事儿，”齐玉露浑不在意，她从不相信那种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因为她的命运里已经降临过最大的厄运，“你帮我浇花了吗？”
“挨排儿都浇了。”
“几瓢水？”
“两瓢。”
“不够。”齐玉露放下挎包，迈进阳台，端起水瓢，边淋水边擦拭花叶。
“晚上吃什么？”
齐玉露没说话，转身缓缓下楼，五分钟的功夫，拎上来一块大豆腐、一捆小葱和两瓶白酒。
齐东野看见女儿额发上坠满汗珠，她很少走得这么快过：“怎么了？啥日子？”
齐玉露眸子一动，笨重的腿忽地生动起来，跛态竟然形成了某种舞姿：“没啥，就是高兴。”
齐东野一臂拄着小厨房的门框：“是他出来了。”像自语，又像发问。
锅里的豆腐发出咕嘟咕嘟的声响，让这一向死寂的屋子热闹起来。齐玉露洒下两勺盐，晶莹的颗粒可爱宜人，她把辫子一甩，得意地转过脸来：“我早就跟你说，我有预感，他那个人，不可能死。”
“这小子命真硬。”齐东野捂着胸口，一阵狂咳，咳毕，以手捂胸，长舒一口气。
“爸，我想跟他认识认识。”
“你徐叔没影了，”齐东野岔开话头，“有人说他被刨了。”
齐玉露知道他的意思，倔强地说：“不是他，全世界又不是只有他一个疤脸。”
“唔，”齐东野轻叹一声，环顾四壁，矢车菊在夕阳下亮晶晶地发闪，“你想好了？”
“嗯。”她点头，没有半点犹豫。
父亲是在四十岁时确诊慢性铅中毒和神经衰弱，他曾是冶炼厂劳模工人，过度的奉献夺走了他的健康，光荣下岗以后，因职业病原因住进疗养院，而后工厂倒闭，积蓄散尽，便放弃治疗，归家等死。
母亲是在十年前去世的，那时双双下岗的父母穷途末路，家中已经揭不开锅，母亲卖掉自己唯一的金首饰，做了老大一桌子好菜，那是记忆里难得的盛宴（如果没有里面耗子药味儿的苦涩，简直可以超过1994年工厂联欢会上的集体年夜饭）。
不知情的父亲与我活了下来，而母亲却因为吃得太多而抢救无效，面色乌青死去。
这是齐玉露日记的一段回忆，笔触轻描淡写，近乎冷酷，仿佛并不发生在自己身上。
夜晚来临，酒后一点微醺，隔壁的父亲已经响起鼾声，齐玉露早早铺好了床，却迟迟坐在书桌前。歪脖子台灯的光芒昏黄，照着她的日记本，或者说这其实是一部写满碎语的诗集——
2000.6.12.礼拜一.响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