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豪多多少少的有点觉得李谦太过担忧了。他表示，孙先生是革命前辈，而且这个决定也是共产国际那边的共同意见。
“伍兄，我虽然不是党员，但是我是把党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的。有些话，可能不太好听，但是我实在是有点忍不住，伍兄听了，不要怪我。”李谦正色道。
“涉川的立场和学识，我们都是知道的。自古良药苦口，我们哪有怪罪的道理。”伍豪听李谦说得郑重，便也很郑重地回应道。
“伍兄，你知道我是搞自然科学的。自然科学最重要的就是实事求是。一件猜想，如果不认真的反复的观察，不仔细地反复的计算，不老老实实地实验验证，那就不能算是可靠的东西。我想，革命也是一样的事情，甚至于是要求更高的事情。因为科学实验如果失败了，损失的一般都只是钱而已。但是革命就不一样了。所以搞革命，一定要认认真真地踏踏实实地从实际出发。
共产国际的一些同志，他们当然是有着非常丰富的革命经历的革命家。但是，就像在自然科学领域，很多伟人都出现过执着于过去的经验，不能实事求是地看待新事物，而让伟大的发现插肩而过的事情。你可能不知道，早在罗巴切夫之前，高斯先生其实就已经推导出了全新的非欧几何了。但是高斯先生因为此前的经验的束缚，没敢坚持自己，甚至都没敢公开这发现。于是……
共产国际的很多革命家，他们的经验都是在工业国，至少是半工业国这样的已经有这成熟的无产阶级的国家获得的。他们的经验虽然不能说没有意义，但至少是不能直接照抄的。这就像你不能在一个黎曼几何的体系里，直接照抄欧几里得几何中的定理。
如今在共产国际，给中国革命开药方的那些革命家，他们有谁真正的认真地来中国，深入实际，深入基层地研究过中国的情况？他们的经验当然是宝贵的，但是只能用来作为参考。我们自己的革命，还是要自己深入实际，自己制定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路线才行。马克思主义地革命道理当然是正确的，但它更类似于数学的那些公理和定理，光靠背这些，是不足以解题的。
我觉得，与其花费力气，支持一个大杂烩，还不如踏踏实实的壮大自己，别老想着走捷径。”
李谦这话里，多多少少的已经有一点指责共产国际瞎指挥的意思了。所以伍豪听了，也微微地皱了皱眉毛。不过他也知道，李谦并不是真的反对**，而且事实上，伍豪觉得，李谦说的其实很有道理。所以他并没有反驳。
后来当KMT反动派发动政变，背叛革命之后，伍豪又回想起了李谦的这段话，便忍不住将这件事情和李德胜同志讲了讲。于是李谦便在李德胜同志那里得到了一个“头脑清新，看问题能抓住要害”的评价。当然也因为这些话，李谦和“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关系就不太好了。
话说到这个地步，已经够多了，所以李谦也就没有继续在说什么了。到了李谦住处的门口，几个人沉默地握了握手，便告辞离开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李谦再次去给勤工俭学的学生们上课的时候，却发现有不少熟悉的面孔都不见了。
“怎么有不少同学都没来？是生病了吗？”李谦问道。
这些日子里，因为收入多了，李谦便越发的仗义疏财了，若是有谁病了什么的，往往都能在他这里得到资助。以至于他一度都有了一个“及时雨”的外号。当然，李谦自己对此是非常反感的。他说道：“宋江这种家伙，就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野心家，投降派，是个和袁世凯一样的坏东西。水泊梁山的农民革命，就是断送在他的手中的。我才不屑于用他的外号。”
于是有人问：“那李老师你喜欢哪个？”
“喜欢哪个？”李谦沉吟了一下道，“真的不太敢喜欢，顾大嫂会打丈夫，孙二娘卖人肉包子，一丈青呢，也不太好。潘金莲倒是漂亮，可惜咱怕她叫咱吃药。《水浒》里面的这些，还真的都不敢喜欢。“于是大家便哄笑起来，教室里顿时充满了快乐的气氛。
“啊，有些同学回国了。”赵国富回答道，“如今国内的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需要大量的人才。所以不少同学都回国去了。”
“哦。”李谦点了点头，大革命的风暴就要掀起来了。这些来法国，来欧洲勤工俭学的同学，他们来欧洲，从来就不是为了能在欧洲吃大牛排，住大豪斯，开大排量。他们来欧洲为的就是学习更多的本领，然后将自己化作燃烧的烈火，去烧毁一个旧世界，去开辟一个新世界。李谦默默地数了数，他熟悉的学生中已经少了十多个人了。李谦知道，这些曾经在他这里听课，课间和他吹牛，讨论中国哪里的东西最好吃，哪里才是最出美女的地方的同学，绝大部分，都活不到看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李谦突然想起了李德胜同志的这两句诗。
“还有，涉川，下个星期，我也要走了，这个星期也是我最后一次在法国听你讲课了。以后在要找个和你这样的不怕麻烦，肯认认真真地解答我们的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