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十月底发生的冀西大胜利，却是无法掩盖紧随而来的武汉会战的全面失败所带来的影响。
1938年春夏之时，日军占领太原及临汾、长治等重要城市及交通要道后，华北日军开始集中兵力进攻徐州，同时开始南下进攻武汉。
因而，华北的日军主力大部分都被抽调到上述两个区域，从而暂时减弱了对八路军各部的进攻压力。
由此，八路军也从此获得了一个极其宝贵的发展时机，中央领导和八路军总部紧紧抓住时机，让八路军各部从山区向周边的平原地区开进，并且让八路军各部队迅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进而开辟和巩固了之前的山区根据地。
当时间来到1938年的10月底，伴随着徐州会战的失败，进而是武汉的失守，自此，全国抗战进入到了相持阶段，而与此同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开始发生了逆转。
1938年10月，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汪院长已经看到了武汉会战的结局的情况下，立刻接见了海通社和路透社的记者，并且表示“未关闭停战之门”，置轰轰烈烈的抗战舆情于不顾，醉心于主和。
进而，在当年月中旬，离开重庆，不久之后，便在报纸上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所谓‘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停战号召。
这一举动，使得举国哗然，一时间，举国上下，群情激奋。
紧随其后，1939年1月，果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把果党政策重点从对外逐渐开始转向对内，由此，国军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红的方针。
在华北地区，在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上任后，很快就背弃了此前同副总指挥、刘师长所达成的合作抗日之协定，同反红顽固分子、河北民军总司令张荫梧一起，开始加紧扩充实力，同时散布反红、反八路军的一些谣言。
而此人在上台后，立马宣布取消抗日的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同时撤换了所有的抗日县长，此举，使得河北地区的果红所领导的军队摩擦愈演愈烈。
当时间来到三月份的时候，还不待八路军各部喘口气的时候，阎老西在陕西秋林召开了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即秋林会议），并且在会议上公开提出要取消新军之中的政治委员制度，同时要求新军中担任领导职务的红党党员放弃对新军的领导权。
而在内部局势不利的情况下，日军也是开始了动作，如今，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已经换成了杉山元，这个老鬼子一上台，便在39年二月份提出“治安肃正”计划。
按照这一计划纲要，日军以平原为依托，以山地为“扫荡”枢纽，采取集中与分散、“扫荡”与蚕食相结合的策略，企图一举摧毁抗日根据地。
他虽然刚刚上台，但经过鬼子各级军官的汇报，现在已经知道华北地区的八路军部队不好打，所以，综合考虑之后，决定在各关键节点驻扎部分兵力后，对节点内的八路军部队集中兵力进行扫荡。
他知道，河北地区的八路军部队拥有全歼一个大队的能力，甚至于，拥有重创一个联队的实力，所以，他丝毫不敢大意，进攻之中要稳扎稳打，部队不可分散，要通过压缩八路军生存空间的方式，逼迫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其进行决战。
并且开始对一些根据地进行封锁，命令扫荡部队，大肆劫掠平民，企图在经济上困杀根据地的军民。
同时，开始极力拉拢伪军、伪组织、伪政权，大肆收编土匪散兵和封建武装，建立伪警备队、伪军警和伪保甲自卫团等武装力量。
这一举动，使得华北地区的伪军数量急速增加，原本整个华北地区的伪军都不到十万，但现在，却是已经直逼二十万的大关而去了。
在这种形势下，整个华北地区的抗日军民面临着前门打虎（打击日本侵略军）、后门拒狼（防止**顽固派的进攻）的不利局面。
面对此种局势，总部首长提出了反摩擦斗争的原则：硬不破统一战线，软不丧政治立场。
而此刻的晋察冀六分区司令部所在，张浩正在给下面的干部授课。
此刻已经是三月份了，但鬼子迟迟没有动静，这种感觉很不好。
虽然鬼子不来算是好事，可以好好磨练部队，但这样的形势下，鬼子还不动手，肯定是在憋个大的。
面对日渐严峻的形势，总部也是给各单位下发了整编整训，精兵简政的文件，避免各根据地出现编制臃肿，根据地军民无法供养的情况。
六分区暂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六分区的辖区很大，人口众多，足够六分区继续扩大一两倍都不会显得臃肿。
不过，为了响应总部的号召，六分区也是开始对底下的民兵部队开展整训工作。
这也是为了应对后面即将到来的鬼子大扫荡所提前做的准备。
自去年11月以来，六分区再次分兵，连续出击之下，终于在12月中旬的时候，把整个军分区下属的21个县区范围内除了县城以外的所有鬼子和伪军的据点全部拔除完毕了。
由此，根据地的民兵部队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