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李谦的问话，布兰科先生也没有保留，直接就将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李谦讲了讲。要说布兰科先生虽然没能在数学史上留下名字，但是能在巴黎大学当副教授，并且到高师来教数学，他本身的能力还是相当强的。所以他找出来的方向和李谦原本打算下一步研究的方向的一致性相当高。
既然布兰科先生已经想到了一部分的东西了，李谦也就不再藏着掖着了，他便将自己在写给艾米·诺特的信件中提出的一些想法也和布兰科先生提到了。布兰科先生自然是大为惊讶，同时也越发地认定李谦是大有天赋的下一个拉马努金。
接下来的日子相对安定，除了读书和研究，以及时不时地去给那些勤工俭学地学生讲课之外，就没什么别的事情了。
在这期间，曾琦也经常来找他，试图向他宣传他的“国家主义”的一套东西。对于他的宣传，李谦做出对政治不是很感兴趣的样子，一边附和他，一边又在谈话中“无意”中表露出，他实际上对曾琦谈的那些理念并没有真正的理解，甚至还有不少的误解，甚至于将曾琦的东西，歪曲得和伍豪的相似了。
这时候，曾琦的“中国青年党”已经快要筹备好了。而李谦呢，连续在交换代数领域作为第二和第三作者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在学术界也多多少少地有了一点名声。而这个学术界，指的是欧洲的学术界，那可是真正的欧洲的学术界，在当时的人心中，是要比国内的学术界高不少的正宗的学术界。所以这个时候曾琦自然是非常想要把李谦拉进他的“中国青年党”让他成为“中国青年党”的开山元老。
而且在“中国青年党”的那些筹办人当中，有这样的想法的也不止是曾琦一个。比如说李谦的“本家”李幼椿就不止一次地对曾琦提出，让他使把劲，把李谦拉过来。
“慕韩，李涉川是你的老朋友了，把他拉过来的事情就靠你了。”
“我也想呀，”曾琦却摇了摇头，“这些天来，我也一直在做他的工作，但是涉川的心思根本就没在这些事情上面。他如今的心思基本都放在数学上面了。比如说，我和涉川将国家主义，涉川听了只会‘好，很好’。但是说到后面，他就会忘了前面。涉川是一个聪明人，这些东西他怎么会搞不清楚呢？唯一的原因就是，他的心思并没有放在这上面。而且，我现在都怀疑我是不是去多了，以至于李涉川都开始觉得我很烦了。”
“怎么？“李幼椿问道。
曾琦皱着眉毛回答道：“上次去涉川那里的时候，发现涉川把他的客厅改成了工作室，原本的工作室改成了客厅，据他说，是因为原来的工作室太小，不够用。他的那个日本学弟也在。涉川正在让他给自己写一幅字……“
“哦，是中川健次郎？他的字写得怎么样？”李幼椿来了兴趣。
“不算好，太生硬，太用力。不过比李涉川的字还是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的。”曾琦实话实说。
李幼椿听了，想起曾经见到过的李谦的鸡抓狗爬的字，便也笑了起来：“你拿他的字和李涉川的比，看来的确是写得不好。哪怕强很多，也是不好。嗯，他让中川先生写了些什么？”
“‘闲谈不得超过五分钟。’”曾琦没好气地回答道，“于是我很自觉的说了两句话，就告辞出来了。”
“哈哈哈哈……”李幼椿指着曾琦哈哈大笑起来。
笑了一会儿，李幼椿才道：“子曰：‘朋友数，斯疏矣。’慕韩你去的太多了，影响人家做学问了。嗯，你直接和人家提了，让人家入党的事情了吗？”
“还没有呢，我还没来得及开口，那个中川就已经把那几个字挂起来了。而且中川在那里，他毕竟是个日本人，当着他，我还能说啥？”曾琦摇了摇头。
于是曾琦便和李幼椿一起找了个星期日的晚上，来李谦的住处找他——如今，也只有这个时间能比较方便地找到他了。
两个人进到李谦的住处，发现中川也在这里。而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大堆的稿纸——显然，他正在忙碌呢。至于李谦，这时候倒是站起身来迎接他们了，不过他的书桌上照样有一叠写满了画满了各种在他们两人看来就像是鬼画符一样的东西的纸张。
“健次郎，你在这里继续算。我出去一下就回来。”李谦和中川说了句话，便转过头对曾琦和李幼椿道：“二位，我们到客厅里说话。”
两个人便跟着李谦，穿过工作室，进了客厅（以前的工作室），三个人在凳子上坐了下来——客厅里只有凳子，不要说沙发，连有个有靠背的椅子都没有——一抬头就正好可以看到中川写的那几个张牙舞爪的大字：“闲谈不得超过五分钟！”而在凳子的对面的一个高脚凳（连茶几都没有了）上面还放着一个小钟。
“涉川如今这样忙，我们也不能打扰太久。”李幼椿边说道，“我们就长话短说吧。涉川，你知道我和慕韩正在组织一个政党，以求挽救中国。这个政党，叫做‘中国青年党’，涉川，你一直是我们的朋友，也知道我们的政党的方针。而且我们的政党和那种列宁式的政党不一样，我们是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