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见到鲁迅先生，李德胜便赶紧伸出手来：“鲁迅先生，我是看着您的作品，受着您的作品的教育成长起来的。我还记得18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半夜里读了先生的《狂人日记》，激动得从床上跳起来，衣服都没穿，就去把蔡泽寰从床上拉起来，和他分享先生的文章。就像恩格斯说，他从巴尔扎克的作品中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一样，我从先生这里学到的东西，也比我从任何一个其他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都多。”
李谦便在一边补充道：“其实我对中国的情况的了解和理解，很多也是来自于先生的作品的。先生您的一些作品给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去审视那些我以前觉得习以为常的事情。先生的那句‘从来如此，便对么’，一直指导着我，甚至是在进行自然科学研究的时候。我以前和李主席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聊起先生的那些文章。先生的文章 唤醒了，鼓舞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
“这一点，我也可以证明。”瞿霜也插嘴道，“我和李主席也经常聊起先生的那些作品的。”
“其实我那个时候是相当的绝望的，要不然当时我也不会躲在绍兴会馆里面抄古碑。”鲁迅先生说，“就像我在《呐喊》的序言中说的那样，其实我那个时候并不相信真的有可能破坏那座‘铁屋子’，不过这些年来，看着无数的青年人不断地努力，那个‘铁屋子’也渐渐有了被破坏的希望了――是真的希望，而不是我在写《呐喊》的时候的那种自己都看不到也不敢相信有的希望。刚才涉川说我鼓舞了他们，其实我倒是觉得，这些年来，是包括涉川在内的青年们在鼓舞着我，让我渐渐地从绝望里爬出来，真正的能看到一点希望。”
说到这里，鲁迅先生停了一下，然后又继续道：“再比如今天，我到了陕甘宁，看到了一个和我所熟悉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再加上前一阵子，涉川又介绍我看了李主席的《论持久战》，我越发的觉得中国是国有希望的了――中国的新一代人比起我们这一代人真是强太多了。”
“先生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李谦说道。
“我并不是在谦虚，也不是在无根据地夸你们。涉川，你还记得我们以前在上海的时候，谈到‘民族性’的问题的事情的事情吗？”鲁迅说，“那时候，你和我说，‘鲁迅先生，民族性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太确切的，中国和现在比较先进的国家的“民族性”上的差别，其实并不是人种上的差别，而是文化上的差别，而这个文化上的差别，归根到底，也只是生产方式的差别的结果。中国人的一盘散沙，是由本来就是一盘散沙的经济方式决定的。中国传统的农业，都是各家各户自己管自己，当然也就组织不起来，当然就是一盘散沙了。’
如今我看到同样是种地，陕甘宁却通过工业，通过化肥、农药以及镰刀的有序分配，将农村真正组织起来了。说起来我的一些朋友，也想要将农村组织起来，搞起了‘新农村建设’，但是他们的方法却还是以前的老一套。我不觉得他们能够成功。但在在陕甘宁，却是真的让人看到了一些希望。我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给人希望的东西。”
“我们也希望自己不会让先生失望呀。”李德胜主席也笑着说。
接下来，几个人便一起往宝塔山那边走，一边聊着天。李谦很想要问问今天会议的事情，不过眼下却并不是合适的时候。
几个人很快就到了宝塔山，来到了宝塔下面。宝塔山上的宝塔是明朝时候的古建筑，倒也算保存得相当完好。
“这里曾经是韩琦、范仲淹防御西夏的地方，附近的崖壁上，还有范文正公的题字。”李德胜介绍道。
这个时候，在宝塔山上，也驻扎着八路军的一支小部队。他们主要负责的事情就是对空警戒。在宝塔山上有一口明朝时候的古钟，敲响的话，全城都能听到。如今这口大钟就是延安城里的空袭警报。
不过直到现在，延安还没有遭到过鬼子的轰炸。鬼子在陕甘宁的情报工作做得远不如在国统区好，鬼子大致上知道在延川有一处油田，还有一个合成氨工厂，此外在陕甘宁还有一处能生产火箭弹的“陕甘宁边区兵工厂”，因为他们在落到自己头上的火箭弹的弹体破片上看到了这个工厂名。
只是鬼子并不清楚这些工厂的具体位置，偏偏他们的情报人员在陕甘宁这边的活动能力又不太够，所以对这些工厂的侦察几乎就完全依赖于空中的侦察机。而鬼子的侦察机呢，完全被假目标给骗了过去，所以鬼子不久前倒是对在延川的“合成氨工厂”发起了一次空袭。空袭过后，大概是因为根据照片，觉得轰炸的效果不理想，所以在几天之后又一次轰炸了这个“合成氨工厂”。在这次轰炸中，苏联志愿航空队还打落了几架日本轰炸机，只不过那个时候波克雷什金还没来，所以没赶上。
不过估计这一阵子的仗打过之后，鬼子就会发现，八路军手中的火箭弹并没有减少，估计也会明白自己的空袭没有起到他们想
